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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法宪回忆文革“林彪出山”内情

来源:红旗日刊    发布时间:2017-09-17   作者:正文所示

吴法宪回忆: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,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,由毛泽东亲自主持。会议开始以后,毛泽东先于八月四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,对刘少奇、邓小平等人向各大、中学校派工作组的行为,进行了严厉地指责。然后,他又于八月五日写了《炮打司令部——我的一张大字报》,不点名地对刘少奇进行了更加严厉的指责。当时知道这些事情的人很少,所以我当时并不知道。据我的了解,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前一段会议,林彪并没有参加,仍然住在大连休息。

在毛泽东写下他的“第一张大字报”之后两天,八月七日晚九点钟左右,我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指示,要我在第二天,即八月八日上午派专机去大连,把林彪和叶群接回北京。周恩来还特别交代:“要绝对保密。这件事情,只准你一个人知道,不能告诉任何人。”他同时还规定,飞机返回北京西郊机场的降落时间,要直接报告他,他要亲自去接。其他的人,除了我可以去机场接林彪外,任何人都不要去。至于大连林彪那里,由他直接去电话联系,就不用我管了。我当即表示:“一切遵照总理的指示办理,请总理放心。”

遵照周恩来的指示,八月八日一大早,我就派出专机赴大连去接林彪。上午十点半,从大连返回的专机降落在西郊机场。飞机降落时,周恩来已经先期赶到了机场。根据周恩来的要求,飞机滑到机场跑道的北头停下,没有像往常那样进入停机坪。机舱门一打开,周恩来就立即登机去见林彪。我就在飞机下面等候。就在这个时候,汪东兴也匆匆赶到了机场,同我打了声招呼后也很快进入了机舱。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,是代表毛泽东来迎接林彪的。

周恩来、汪东兴和林彪几个人在机舱里谈了大约有半个小时,至于他们在飞机里谈的是什么,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他们几个人下了飞机以后,我听见周恩来问林彪,是不是先到毛泽东那里去一趟。他还问林彪,天气很热,是不是就住在人大会堂浙江厅,因为那里装有空调,并且已经通知他们作了准备。林彪下飞机以后,我本想和林彪说几句,但看见林彪当时表情很严肃,就没敢上前搭话。就这样,周恩来把林彪接走了。

汪东兴和叶群走在后面,他俩的谈话,我从旁边听到了几句。我听见汪东兴告诉叶群,说毛泽东和江青都同意把李纳放到《解放军报》社去当记者,是否请林彪转告萧华安排一下。叶群当时很高兴,说:“主席信任解放军,才把女儿送到《解放军报》社来当记者,我们热烈欢迎。我一定尽快转告林总,把这件事情安排好,请主席和江青同志放心。”说着,他们两个人也坐车离开了机场,可能也是去了人民大会堂。

他们走后,我随即坐车回到了空军大院。尽管我这次也去机场接了林彪,却对毛泽东、周恩来为什么要急于把林彪接回北京,是一点也不知道。因周恩来和汪东兴对我都是点滴不露,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闷葫芦一个。

八号那天下午,周恩来突然之间又来电话通知我,要我晚上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开会。我整八点准时来到了福建厅。不久,一些其他人陆陆续续地来了。我记得参加那天会议的有杨成武、张爱萍、萧华、许光达、萧劲光、苏振华等人,还有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,总共大约有二十多人。我们这些人都是周恩来亲自通知来开会的,但都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议。于是,大家没有事,就一边等,一边扯乱谈。

等了大约有两个多小时,先是陶铸来到福建厅,随后周恩来也到了。周恩来一来,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:“这是毛主席在八月五日所写的一张大字报,是手稿,我念给你们听听。”周恩来所念的,就是以后众所周知的毛泽东的《炮打司令部——我的一张大字报》:

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,写得是何等的好啊!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。可是在五十多天里,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,却反其道而行之,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,实行资产阶级专政,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,颠倒是非,混淆黑白,围剿革命派,压制不同意见,实行白色恐怖,自以为得意,长资产阶级的威风,灭无产阶级的志气,又何其毒也!联想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“左”而实右的错误倾向,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?

对这张“大字报”,周恩来一连念了两遍。念完之后,他又说:“现在看来,多年的事实证明,刘少奇不行了,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。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,现在看来不行了,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。现在中央决定,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,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。现在通知你们一下,暂时不要再往下传,就你们知道就行了。待中央决定往下传达时,再通知你们。”

听了周恩来所念的“大字报”和他的一番讲话,我这才悄然大悟:急着要把林彪接回北京,原来为的就是这个!毛泽东的“大字报”没有点名,可是谁都知道,实际上指的就是刘少奇,还有邓小平。听了周恩来的一番提示,大家心里也就清楚了。毛泽东的这张“大字报”,由五十多天前派工作组的矛盾开始,一直扯到了一九六二年、一九六四年,是新帐、老帐一起算。尤为令人感到震动的,是毛泽东在“大字报”中,公开提出了中央存在两个司令部的观点。这篇所谓的“大字报”,全文不过二百多字,可实实在在是字字千钧,哪个能担待得起呀!

辽沈战役结束后,吴法宪、陈绥圻夫妇在沈阳合影。

我当时的感觉十分矛盾:对林彪即将出任中央第一副主席,我心里当然很高兴。但是,我对刘少奇也一向是很尊重的,从在苏北接受他的直接领导以来,我一直都认为他是一个党性强、能坚持原则的好领导,特别是他主持的中央常委会议解决了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问题,我更是深怀着感激之情。我看了看在座的其他人,发现他们虽然都很惊讶,但因为对当时的情况不知道底细,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,所以都沉默不语,谁也没有发言。这些同志的资历都比我老,军衔都比我高,他们都不讲话,我就更不敢随便讲话了。所以,我没有露出任何情绪。当时在场的陶铸,也没有讲话。周恩来讲完以后,他们两个人就一起走了,会也就散了。

关于这件事,直到一九六七年秋,周恩来才告诉我一点情况。那时我已经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。一天,周恩来要我和他同乘一辆车,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会议。在车上周恩来告诉我,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,毛泽东曾问他:“看来刘少奇不行了,我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,完全失望了。对邓小平也观察了七年,也失望了。要把刘少奇拿下来,现在怎么办?”他回答说:“那就只有林彪了,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。”他说完后,毛泽东点了点头说:“好,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。”当时在毛泽东开列的中央副主席、常委的名单上,副主席是两个,一个是林彪,一个是周恩来。名单传到周恩来那里时,周恩来表示谦虚,把自己的名字圈掉了。这样,林彪就成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。

(节选自《吴法宪回忆录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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